蔡元培与北京大学

蔡元培自1916年至1930年，先后两次出任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校长，这在北大百年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对北京大学的影响之巨之深，在北大历任27任校长中也是无与伦比的。他先后居北大校长职共142个月，其间大部分时间在国外、校外为中国（不仅为北大）的教育文化事业而奔走，或考察或研究，或募捐或讲演，而实际在校视事不足60个月，但他点石成金，使北大去旧生新成为举世闻名的大学。他在校时间如此之短，而能对北大乃至全国高等教育产生如此深远而广泛的影响，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蔡元培认为“世界学术德最尊，吾将求学于德。于是1907年5月，他首次赴德国研修，时年41岁，已是声名颇著的中年学者，其为国家为民族富强而探求真理的目的性是明确而强烈的。到1927年辞去北大校长职，他先后五次赴欧美考察研修，到过日、德、法、英、美、比利时、瑞士、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荷兰等国，历时11年之久，其中大半时间在当时的世界科学中心德国游学。他曾先后拜会过现代科学巨匠居里夫人（1921年3月8日）和爱因斯坦（1921年3月16日）等，并邀请他们来华讲学，为此，北大物理学会举办了国内最早的相对论系列讲座。爱因斯坦来华虽因故未能成行，但在以后的年代里，世界著名科学家如法国的朗之万、意大利的马可尼、德国的普朗克、丹麦的玻尔等都到北大作过演讲。蔡元培先生对当时欧洲，尤其是当时的世界科学中心德国的蓬勃发展的科学文化事业有着浓厚的兴趣，当时德国的科学成就以及相应的学术环境、流行的科学方法等等，为敏而好学、为国求术的蔡先生所感知和吸纳是理所当然的。也许有人会说未必吧，因为自然科学的方法与社会科学的方法不同。然而一切真正的学问家大都是举一反三的能手，更何况现代科学方法基本上趋于统一，已“不能区分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和社会科学的方法论”（钱学森：《自然辩证法、思维科学和人的潜力》）。因此在他编写《哲学大纲》一书时“多采取德国哲学家之言”，而“提议以文理科为本科大学，以医、工、农、法、商为分科大学”则是仿德国农工商高等学校之制（见《蔡元培口述传略》）。可见世界科学中心德国的现代科学气氛对蔡元培的影响非同一般。

为了办好北京大学，把教学水平提高一步，他认为必须加强科学研究，他说：“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因此，从1917年开始他在北大倡设了数学、物理、化学、国学等各科研究所，开中国高校设立科学研究机构之先河。为了使研究成果能够发表出来进行交流，他又倡设《北京大学月刊》为发表学术成果的机关。他在创刊号发刊词中，除申明办刊宗旨外，用大量笔墨于方法，他认为大学是共同研究学术的机关，而“研究也者，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不仅明确指出了学习、借鉴进行比较研究以创新的关系和方法，而且更进一步指出了达到目的的有效途径“于专精之余，旁涉种种有关系之学理，庶有以祛其偏狭之意见”，以“有资以比较”，允许各种学派“樊然并峙于其中”，以资辩证思考，达到“相反而实相成”的效果。除发刊词外，《北京大学月刊》创刊号（1919年1月）还载有蔡先生的《哲学与科学》一文，其中论述了哲学与科学的主要区别之一是研究方法的不同：“哲学与科学，同为有系统之学说，其所异者，科学偏重于归纳法，故亦谓自下而上之学；哲学偏重于演绎法，故亦谓自上而下之学。”

蔡先生知行合一，不尚空谈，他曾说：“余以我国科学智识之落后，绝非国人智慧之后人；且欲救中国于萎靡不振中，惟有力倡科学化。故极期望时彦俊士，能急当务之所急，一改空谈之旧习，致力于实际之探讨，庶国家前途有望焉。”（《科学界的伟人》序）身为一校之长，又德高望重，他的倡行自然影响不凡。所以二十年代的北京大学，不仅各系普遍开设有方法论的课程，如认识论、文学研究法、史学研究法、考证方法论、科学方法论、科学方法与科学效果（有时为科学概论）等等，而且许多教师在开课之余还研究并撰写有关方法论的文章。